一个几经搬迁、几乎被遗忘的旧木箱，近日在抗战老兵李庆益家中被子女小心翼翼地打开，尘封了数十年的英雄荣光随之照亮现实。这位96岁高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老战士，其子女为准备捐献父亲珍藏的功劳簿、书信、党员证等20余件珍贵历史物件时，终于在一个随家辗转多个住所的旧木箱底层，翻找出记载着一等功、二等功的功劳簿。

这两本功劳簿清晰记载着李庆益于1947年2月在8师24团2营营部奋勇保卫首长安全，荣立二等功；1950年10月于舟山在手有残疾情况下，仍坚持与战友抢修工事荣立一等功；不到一年，再立四等功。尤其是一等功的缘由，始终成谜，直至此刻才揭晓。这只随家辗转的旧木箱，如同沉默的守护者，将老人的赫赫战功与累累伤痕，一同尘封了半个多世纪。

“我们从未听说过父亲立过一等功和二等功，只知道他参加过铁道游击队，他也从不和我们说这些。”李庆益的儿子李勇表示，父亲年事已高，曾表示过要把这些勋章全部捐给纪念馆。随着记忆的开启，子女们才意识到父亲原来是这样的英雄。

李庆益老人，这位14岁便投身抗日的“红小鬼”，其抗战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讲述14岁那年因丢失地主家的牛走投无路，投奔了在铁道游击队“搞机枪，爬火车，打日本鬼子”的舅舅，软磨硬泡才被特批成为年龄最小的队员。他和战友们度过了“一个晚上要睡两个地方，一个村庄不能超过两小时”的游击岁月。他在手稿回忆录中这样记载：“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我们八路军打下了山东滕县县城，切断了津浦铁路线。”此时，李庆益的连队接到命令，要从国民党手里接过任务，负责护送投降的日本兵穿越解放区。他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场景：“投降的日本兵背着个大背包，垂头丧气，一个个像个丧家犬一样耷拉着大耳朵低着头。” 

事实上，就在1945年10月，李庆益的身影还出现在迫使千余名日军向仅有百余人的铁道游击队投降的历史性一幕中。当时集结在县城的日军拒不投降，企图南逃徐州向国民党军缴械。在多次谈判未果后，李庆益和战友们果断破坏铁路、两头堵截，并发动当地群众形成巨大压力，最终走投无路的日军只得向这支威名赫赫的“飞虎队”低下了头。老人曾感慨，如此大规模的日军向一支游击队投降，“这在当时的受降行动中是十分罕见的”。他16岁时还曾单枪匹马跳上日军运输车，用枪指着日军的头逼降敌军，其英勇行为受到大队领导的高度赞扬。

李庆益（中）和战友合影

解放战争的烽火中，他九死一生。1948年解放泗水城的战斗惨烈异常。李庆益所在的连队130多人奉命掩护大部队突围，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一个团两个营），血战三天四夜。“没吃没喝没有睡觉”，他回忆道。连长牺牲后，指导员带着30名敢死队员突围，最终全部壮烈殉国。尸体堆积如山，盛夏时节气味令人窒息。

“是粟裕将军特别派了一个团回援我们，130多人的连队只剩下50几个人突围出来。”李勇补充道。手稿中还记录了另一个军民情深的场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初期，部队撤退经过一个叫张家镇的县城镇，走到镇中间发现，老百姓在街墙田旁敲锣打鼓欢迎，让战士们深受感动。”

李庆益多次与死神擦肩：在济南战役中，与他同行的通讯员刚踏入指挥部所在的教堂就被炸弹击中身亡，而紧随其后的他则侥幸生还；在开封战役中，他的右手不幸被子弹击穿。由于条件艰苦未能及时妥善治疗，右手逐渐变形，三根手指无法正常用力。但这位钢铁战士没有屈服，“右手不行了我还有左手”，他硬是苦练用左手写字、打枪、吃饭、做事。

1952年，李庆益退役。凭借在革命熔炉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这位文化底子薄的老兵从基础学起，五年时间学完了从小学到高中的课程，并通过高考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他投身国防科研，在北京参与火箭发动机研发。1972年来到漳州后，先后在合成氨厂、农械厂、印刷厂和工业学校等多个岗位工作。

无论身处何地，身份如何转换，他始终从未以功臣自居。时任龙溪地区（漳州）工业学校党委书记苏锦松的话代表了组织的评价：“只有李庆益最有资格提要求，但他从来不向组织提。”组织上多次考虑他革命资历深、负过伤，希望在待遇、住宿、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照顾，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李庆益总说：“共产党员就应该有共产党员的样子，牺牲的战友那么多，我还炫耀那些荣誉干什么。”1988年离休后，他将所有的荣誉证明仔细收好，锁进木箱，只在床头挂上几枚纪念章，让牺牲的“战友”们陪伴自己的晚年。

如今，这份意外重现于世的一等功、二等功功劳簿，连同党员证、书信以及记录着押送日军、百姓支援等珍贵场景的手稿等20余件实物，无声地诉说着一位老战士用热血书写忠诚、以淡泊诠释信仰的伟大一生。它们即将被捐赠给相关机构，让这段被木箱锁藏却永不褪色的英雄传奇，在新时代继续闪耀光芒，传承那份不屈的信仰。